第一个五年计划

我从1946年（时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局经济部工矿局局长，兼任峰峰煤矿董事长、不公开的党委书记）开始与煤炭工业结缘。

燃料工业部于建国时成立，陈郁同志任部长。1952年底，我任副部长。不久，赶上了计划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（“一五”计划），希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好基础。党中央要求“一五”计划结束时的全国煤产量应比五年前增长70%。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。

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“一五”计划，分管煤炭口的陈郁部长和我带领各级领导干部，与技术人员及工人们一道，对各个矿场进行了实地考察，对每一口矿井的出煤量、增产潜力进行了调查。随后，我们对所得信息进行了反复的分析、研究，拟定了煤炭工业的“一五”计划，受到了中央的褒奖。

大家认为，发展煤炭工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：1.继续恢复、改建旧矿井；2.对生产井进行技术改革；3.积极为建立新矿井创造条件。另外，我们一定要坚持“安全第一”的一贯方针，确保“一五”计划的顺利进行。

1955年，煤炭部成立，陈郁任部长、党组书记，我任第一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。1957年，我们超额完成了“一五”计划所规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，并在科研、教育、经营、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好成绩。

1957年夏，陈郁部长和我组织有关人员写出了有关“一五”工作的总结报告，其题目为《煤炭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建设中若干问题总结》（《总结》）。在《总结》中，部领导检查了六个方面的问题，并对其产生的根源、内因和外因作了详尽的、实事求是的分析。这里，我仅就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，谈谈我的认识和意见。

1.计划经济问题

尽管我们超额完成了煤产任务，但全国煤炭供应仍是紧张，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。为了缓解煤炭供应的短缺，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》，以调动地方政府、农业、手工业合作社的积极性，千方百计增产煤炭。

《总结》认为，煤炭供应短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：一是煤炭部在做生产计划时没有打出足够的提前量；二是国家对各工业口的投资计划失调。另外，我认为，国务院的《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供应困难问题。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去开小煤窑，已经很有些“大跃进”的味道了。

2.新建矿井的井型问题

此问题系指建井规模大小和技术装备的高低。我们认为，煤炭部应多建一些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矿井。这类井具有近、远两期的优势，即近期能确保安全生产，改善劳动条件，提高生产效率；远期则出煤潜力持久、丰厚，故投资相对不高。我们不主张大力兴建中、小型矿井，持以上意见者，被称为“大洋群”。部里另一些领导（“小土群”）则认为，目前国家底子薄，上面要求快出煤，我们应因陋就简，大兴小煤窑。在部党委会上，两种意见争执不下，吵得不可开交。此时，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写了个条子说他支持“小土群”，不支持“大洋群”。面对这个压力，我仍坚持原有意见。

即便如此，部党委服从了国家以中、小型为主，大、中、小三结合的方针。在“一五”计划的五年中，在部直属开建的115处矿井中，大、中、小型井的比例为11%、23%、66%，而产煤能力分别为28%、33%、39%。可见，小型井的修建占绝对优势，但其产煤能力远不如大型井。

“二五”计划与“大跃进”

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，周恩来做了对“二五”计划建议的报告。陈郁部长也代表部党组，汇报了我们实施“一五”计划的情况，并阐述了将如何在“二五”期间解决煤炭供不应求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滞后的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周密计算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煤炭的需求量，并决定积极发展地方煤炭工业。同时，我们将大力投资煤炭机械制造业，为矿山提供更多的先进设备，增加安全和劳动保护设施，以提高生产和现代化水平。

不久，陈郁部长赴广东省任职。张霖之任煤炭部部长。

根据“八大”精神和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，于1957年8月，煤炭部推出了《煤炭工业“二五”计划草案》。我们将1962年的煤产量定为2.34亿吨，比“八大”建议值约高12%。但是，这个草案还没来得及提交人代会审议，“大跃进”就开始了。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我们重新制定一个“跃进”式的“二五”计划。

1957年11月，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、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，15年后，中国的钢产量要赶上、超过英国。12月，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，宣布了这一誓言。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随之豪言，他可用10年和20年的时间超过英国和美国。此壮语受到毛的赞赏，并激发各部门抛出"跃进"指标。为了达标，举国大炼钢铁，想在超英、赶美的运动中，打一个短、平、快的漂亮仗。